Thursday, August 16, 2018

帕特里夏将出任联合国首席气候官员

两会之后,环保部的内部结构终于调整为以水、土壤、大气这几大环境要素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在国合会()等智囊机构呼吁建议了多年之后,这一设想在环保部长陈吉宁上任一年后终于得以实现。这不仅是环保部内部机构职能管理调整改革的里程碑事件,也为今后中国的以环境质量为导向的环境管理奠定了更科学的管理基础。治水。以水环境管理为例,不仅涉及到污染防治司的饮用水处、流域处、海洋处的职能,还涉及到污染物总量控制司的水总量处、统计处的职能,两个司的职能严重交叉重叠。此外,水环境规划还涉及到规划司规划处的职能;与水相关的法律法规涉及到政策法规司的法规处职能;与水有关的科技标准涉及到科技司的技术处、标准处、健康处的职能;水环境监测涉及到环境监测司环境治理检测处、污染源监测处的职能等等。环保部内部对水的管理复杂程度不逊于部委之间的九龙治水问题。大气、土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改革后的体制,以环境要素为核心的管理则理顺了这种关系。《水污染防治法》、《水十条》等法规政策以后就由环保部水司这一个部门牵头负责贯彻落实,其它横向部门只提供辅助性支持。

以水、土、气环境要素为核心的管理,是否会削弱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性?也有人为此担心,认为水、土、气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环境要素,如此人为地把环境要素分开管理可能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还有人担心此次机构职能调整后,水、土、气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会出现问题,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让企业无所适从。事实上,水、土、气虽然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是相对地相互独立的环境要素。本次改革改的是有关水、土、气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而非对企业的具体环境监管。在企业层面的环境监管是由地方环境执法监察队伍实施的,此次改革既不涉及国家层面的环境监察局的改革,更不涉及到地方环境监察执法队伍的改革,不会出现到企业只查水而不管土,或者只查气而不查水的情况。只不过是把过去从污染防治司内协调升级为部内协调而已。

环保部内部机构职能调整是否已完全到位了?此次设置水、土、气司是非常重要的机构改革步骤,今后的环保部内部机构职能改革还需要继续深化。建议在目前以水、土壤、大气司的基础上,继续强化以环境要素为核心的一条龙纵向管理,同时调减、压缩、弱化横向职能部门。为了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需要学习美国等国际先进经验,应当进一步打散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将其它司、处的相关职能也都划分到水、土壤、大气司里面,包括:科技司中的水、土、气标准制定的职能等;政策法规司中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核心内容起草的职能等;规划司中的水、土、气专项规划的职能等。
去年12月,各国成功在巴黎达成气候变化协议;而今天,预计将有至少1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纽约,参加《巴黎协定》的高级别签署仪式。

《协定》建立了一个旨在限制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新型框架,是各国对抗气候变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如果在2020年之前,各国不能在实质上提升抗击气候变化的决心,《巴黎协定》面临着在完全生效前就惨遭破坏的风险。

由于目前各国的减排承诺远没有达到《协定》目标的要求,未来五年将会至关重要。

即将召开的G7和G20峰会应该为强化各主要排放国2020年之前的减排决心奠定基础。

新制度在灵活性和包容性方面有着很多优点。《巴黎协定》建立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到2020年,只要有不少于55个国家加入、且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不少于55%,这一框架就将生效。签约仪式是《协定》生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协定》还确立了新的长期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力争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

这是各国首次就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的问题达成一致。对于低洼岛屿等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而言,这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存亡的大事。

同时,新制度也复杂混乱,且缺乏统一标准;虽然各国在巴黎大会上提出的自主贡献较之从前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目前减排承诺总量和控制气温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所需的减排量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且这一差距还将持续扩大。


一项分析显示,如果目前的减排承诺量保持不变,那么排放差距就将从目前的每年约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GtCO2e)增长至2025年的每年约1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一数字甚至超出了目前中国的排放量。

因此,为了提高长期目标达成的可能性,2020年《巴黎协定》生效之时,各国应大幅提高各自的减排目标。

各国代表还一致同意从2018年起建立一个“能够促进对话的机制”,作为达成上述目标的一项核心工作,为各国提供机会重新审核自身的自主贡献,从而确定到2020年之时是否将扩大贡献额或者保持不变。

各国提升2020年之前减排决心的工作并不均衡。中国宣称自己的减排量预计将超出2020年目标的要求,甚至有望超出其2030年的贡献额。

但欧盟委员会关于“巴黎大会之后”的交流实际上忽视了2020年以前的机会,其制定的计划可能会保持2030年的减排目标不变直至期满。日本也因减排决心过低而遭到诟病,
一些预测显示,日本在巴黎大会上提出的自主贡献额度如此之低,以至于几乎无需出台任何新的政策就能达成。

美国能否提升自己的减排决心尤为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自主贡献将于2025年到期(其他主要国家的期满时限均为2030年),国际社会已经在“敦促”美国提交2030年的减排目标,从而与其他国家保持一致。

鉴于主要经济体之间存在竞争,因此,一些国家应共同进退,减少其他国家借机“搭便车”的机会。因此,美国推出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有助于激励各国之间的协同努力。

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些挑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希望全无。

低碳技术的成本正在下降;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吸引了近2860亿美元的投资,该行业的新增产能首次超越化石燃料行业。技术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可能推动外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同样地,其他类似G7和G20峰会这样的国际会议也应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各国在2020年之前提高自身的减排决心。

未来三年间,中国、德国和印度将分别主办G20峰会,而G7峰会则将在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召开。

这些东道主国家可以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优先推动建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长期发展战略”。

各主办国还可以采取措施,加大新技术研发的公共资金投入,考察研究成果奖等创新机制的使用情况,同时推进市场承诺,鼓励私营部门投资。

此外,G7和G20峰会可以为主要排放国提供平台,让他们能够讨论共同的目标,为各国在2020年之前达成新的自主贡献奠定外交基础。

在纽约举行的签约仪式是庆祝《巴黎协定》顺利达成的重要时刻,也是朝着落实《协定》迈出的第一步。但接下来,出席仪式的各国首脑必须彰显出同样的领袖风范,采取措施保证本国朝着控制气温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的减排目标进发。

环保部内部机构职能管理调整、环保系统管理体制改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期待着陈吉宁部长能够继续改革,在充分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与避免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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